上访农民蔗款被强扣做干部差旅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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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编:纪家镇纪家村村民余兴才、余兴林、何浩三人至今想不明白:“作为上访者,为何要为镇政府派出去接我们的干部报销差旅费?” 日前,在纪家村外村村小组,三位憨厚的农民向记者讲述起那段经历时,仍旧愤愤不.

  纪家镇纪家村村民余兴才、余兴林、何浩三人至今想不明白:“作为上访者,为何要为镇政府派出去接我们的干部报销差旅费?”

  日前,在纪家村外村村小组,三位憨厚的农民向记者讲述起那段经历时,仍旧愤愤不平。

  干部私下卖争议地

  去年7月初,一份《纪家内村与纪家外村对土地争议自愿和解处理协议书》,悄悄传到了村民何浩、余兴才和余兴林等人手中。这份未经村民开会讨论、由外村村小组干部私下签订的协议刚一露面,就立即引起村民的强烈不满。

  按照协议规定,外村同意将两村有争议的约28亩土地,及土地上的桉树全部转给内村,内村则一次性支付外村106000元,作为取得土地及桉树的补偿款。

  “这分明是村干部私自卖地!”。2月25日,外村村民何浩、余兴林、余兴才等人告诉记者,他们“事先并不知道此事,也未在协议上签字”。在上述有关的协议书中,记者确实未发现有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等人的名字。

  2月底,纪家镇副镇长吴三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证实:“外村干部处理争议土地并未召开村民会议。”

  令村民更为愤怒的是,外村“卖地”所得的106000元钱也不知去向。

  据了解,内村和外村围绕这片约28亩的土地的争论由来已久。1992年,当时的海康县(雷州市前身)政府经调查后,做出了将这片有争议的土地判给外村所有的决定,并下达了“海府发[1992]19号”文件。不过,内村不服县政府的调处意见,一纸诉状将海康县政府告上法院。1992年,海康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“海府发[1992]19号”文件,并要求县政府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。

  然而,直至今日,政府都未重新做出判定,外村与内村之间关于这片土地的争议也一直不断。

  “我们都争了几十年了,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卖出去!”2月底,外村村小组原组长余福说出了当时村民内心普遍的想法。

  去年7月,在得知“土地被卖”的消息后,外村村民决定“讨回土地”,并筹集了1000多块钱作为专项经费。作为村民代表,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等人,从此开始了上访之路。经过近两个月的上访,村民代表先后走访了纪家镇政府、雷州市信访办和湛江市信访局。在雷州市和湛江市信访部门,村民所得到的答复均是“由当地政府负责调处”。然而,纪家镇政府只是口头答应调处,并没有实际行动。

  对于迟迟未作调处,纪家镇副镇长吴三给南方农村报记者的解释是:“双方已协商达成一致意见,并由镇司法所做了见证。村民要推翻合同,只能到雷州市法院进行起诉。”

  镇村干部广州接人

  2008年8月25日晚,“已失去信心”的村民代表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决定“不再等候镇政府调处”,悄悄地登上了去广州的客车。

  第二天早上,赶到广州的三人和身在广州的村民余华余一起,赶到了广东省信访局。

  就在何浩、余兴林、余兴才三人去广州的同时,三人上访的信息也传到了纪家镇政府。

  首先传回消息的,是纪家镇政府派驻雷州市的工作人员。

  镇工作人员发回信息后不久,纪家村干部也向镇政府反映了村民上访的事情。

  第二天,来自雷州市信访局的电话,再一次证实了村民何浩、余兴林、余兴才、余华余等上访的事实,雷州市信访局同时要求镇政府接回上访的人员。

  得知消息后,纪家镇立即组成了以镇委吴副书记为组长,外加两位派出所人员和纪家村村支书胡荣海为组员的工作小组。26日上午,四人驱车驶向广州。

  然而,四位上访的村民并没有碰到来自老家的四位镇村干部,也未能成功地将上访材料递交到省信访局。

  “他们说没有收到湛江市的相关材料,我们的上访属于越级上访。”当时唯一带有身份证并受到省信访局接待的村民余兴林回忆说,言语间露出一些不解,“早在去年8月初,湛江市政府到客路镇接访时,我们就将材料送了上去。没想到去了省里却成了越级上访?”

  2月27日,湛江信访局接待科杨科长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解释说,越级信访是指“信访者未到下级政府信访前直接到更高一级政府进行信访”,而下级信访局并不需要将接到的信访材料向上级汇报。

  上访当日被查超生

  无奈之下,4位村民走出了省信访局。

  就在此时,何浩接到了村支书胡荣海的电话。胡荣海在电话中指出,何浩等人到省里上访“对镇政府影响不好”,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村中,并承诺他们回来后就解决问题。

  在胡荣海跟村民沟通的同时,镇政府的另一个工作小组赶到了纪家外村,由副镇长吴三任组长的工作组此行的目的,是到余兴林家检查计生工作。

  “他们来了10多人。”作为目击者之一,村民余福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,“兴林两个成家的儿子均未生育。”

  2月底,吴三副镇长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证实:“那次并没有查到存在超生的情况。”

  2008年8月26日下午,村民何浩、余兴才两人赶回了纪家外村。两天后,何浩、余兴才被要求“到镇政府谈话”。何浩在得知镇干部到余兴林家查超生的事情后,“害怕被拘留”而未前往,只有“不怕被抓”的五保户余兴才一人赶到了镇政府。

  令何浩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,余兴才汇报情况后便返回了家中。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等人判断,这是镇政府“不计前嫌”的表现。然而,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让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等人彻底改变了看法。

  接上访者该谁买单?

  今年1月份的某天上午,何浩像往常一样赶到纪家村委会,准备领取1700元甘蔗款,以便“好好过个年”。

  “你们的钱被扣了。镇里要你们出干部到广州接人的差旅费。”村干部陈彬的话有如当头棒喝,让何浩彻底醒悟了“原来镇政府并没有放过自己”。

  和何浩一样,余兴林、余兴才也先后被扣了一车甘蔗款,共计3450元。身在广州的余华余,因为没有卖甘蔗而得以幸免。

  对于纪家村委会扣甘蔗款的做法,吴三副镇长分析,这是层层落实信访责任制的结果。“市里将责任落实到镇里,镇里只能将责任落实到村里。村委会没有钱,所以只能让上访的村民掏腰包。”

  另据了解,去年纪家镇因为群众上访太多,镇领导已经作了调整。

  吴三副镇长认为“扣甘蔗款确实欠妥”,要求村委会“在甘蔗季结束前全额发放被扣甘蔗款”,但他并未明确谁该为接上访者产生的费用买单,并声明“镇里也没这笔钱”。

  2月27日,湛江市信访局接待科杨科长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:“信访制度是采取属地管理,依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。”不过,他没有解答记者“属地的最基层是哪一级”的问题,也不知道“谁该出接上访者的费用”。

  “他们接上访者的钱由我们出,那我们上访的钱由谁出?”对于村里扣甘蔗款的做法,何浩、余兴才、余兴林都十分不满,并一致要求“全额退还甘蔗款”。

  对此,村支书胡荣海一再强调,村委会“绝对不会为干部接上访者买单”,而且村委会“根本没有这笔钱”。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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